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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不该简单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政策

作者:道农 时间:15-04-24 | 来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22日在沈阳召开。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22日在沈阳召开。上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新浪财经讯 “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0日-22日在沈阳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出席并做“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演讲。

  郑永年表示,海外一些声音对中国还是缺少判断力。尤其像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他们觉得中国如果是朝着美国人所想象的所希望的方向去发展,他们就开心,中国的发展如果不符合他们的阶段就很不开心,这是常态,作为中国来说美国喜欢我们就开心,美国如果重新回来要重新平衡中国,我们就不高兴,这一样的。

  郑永年谈到中国改革发生的一些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早期改革,从80年代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经济领域跟社会领域不分,简单的经济政策跟社会政策不分,简单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政策。在西方国家,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等这些都是社会领域,是政府需要大量投入的领域。但是,在中国这些领域被大大破坏掉。他说,荒唐的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首先医院成为一个暴富领域;1997年经济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了,说教育产业化,中国老百姓都开始教育,以教育产业化拉动经济;2008年以后,最后一块领域,就是住房,住房的产业化。

  整体官僚体制不作为

  郑永年感慨道,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中央领导人可能比较清醒,但到了地方好多地方官员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常态了,我们不用干活了”。郑永年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道,和地方官员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大家整体官僚不作为。他觉得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通过500多条的改革方案,到最后还是要通过各个官僚机构执行下去,但遗憾的是现在整个官僚机构不作为。

  “我的感觉,很多司局级以上干部,他不干活,整天都在担心了。他担心明天我会不会被逮走,会不会被双规了。”有人甚至担心开会讲稿的时候会不会被逮走,因为改革就要做事情,做事情就会触动旁边人的利益,旁边人给你整材料。中国平常的一个领导机构里面,大家互相有些不和,但会利用反腐败的机会去揭发你。

  郑永年非常反对检举揭发行为。在他看来,并不是所有的腐败案例都是中纪委发现的,而是互相揭发的。“我觉得这不好的现象,也是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这个我非常担心,因为文革就是这样互相揭发的,这个互相揭发能把人搞的非常紧张。”十八大以后,跳楼的自杀的人不少,官员确实有些压力很大。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各个中央媒体都在说,惰政懒政怎么处理,而怎么样推动官僚机构来作为非常重要,不作为是很麻烦的。

  中国应该培养强大的中产阶级

  亚洲四小龙在不到30年时间内,不仅实现了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社会奇迹。“什么叫社会奇迹,把中产阶级做到75%,80%那么多,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将近35年了,中产阶级有多少?统计不一样,25%、30%,反正很小。”作为研究东亚社会的学者,郑永年称,东亚社会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社会以后,老百姓都是非常平稳、比较理性,“你像香港、台湾天天游行示威,很少有打砸抢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有车有房的话,你就不会去烧人家的车房,你也是因为害怕人家也把你的车、你的房烧了,如果自己没有车,没有房的话,一看到人家的车房够恨,一把火就烧了,这就是中产阶级的重要。”

  因此,在GDP飞速发展的同时,要培养强大的中产阶级。如何培养中等收入阶层,日本有工资倍增计划,台湾有,香港有,韩国都有,郑永年表示这都是可以借鉴的。郑永年认为,西方今天面临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中产阶级面临着金融危机以后的问题,包括西方民主,经济发展很重要,我觉得发展还是有硬道理。中产阶级比较大之后,我估计不管是民主也好非民主也好,大家都很好过,一到经济不行的时候,最民主的国家也是很难过,这是人很现实的,民主国家要吃饭,非民主国家也要吃饭。(新浪财经 现场速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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