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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新胜: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使命和机遇

作者: 时间:11-04-26 | 来自: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教育部原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理事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发言

  2011年4月21日-22日,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道农研究院《绿公司》杂志主办的“2011中国绿色公司年会”在青岛举行。图为教育部原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理事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发言。

  章新胜:各位企业家朋友,今天这个讲话本来是大会主席吴建民大使来讲。刚才会议的主持人跟我商量,因为他有急事儿,要我来代着讲几句。我是第一次出席绿色公司年会,但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欣然接受。当前世界都在热议,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有这样的热议呢?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多年,而日本花了一百年的时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如果加起来中国也是六十年,六十一甲子。是什么使得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呢?当然,我们会说是中国的独立自主,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哪些是要素呢?谈了很多,比如说制度问题,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人力资本问题,物质资本问题。但是我一贯有这样的坚信,今天出席了绿色公司年会,更加加深我的信念,就是企业家和企业精神,就是在座各位,中国的企业家,你们发扬了中国企业的精神。当然了,说到企业家这个名词,是1800年法国人提出的一个概念,过去叫做商人,当时农业的积累比较丰富,会做生意,传统中国历史是经商。今天,企业家已经成为脊梁骨,如果说美国在1896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个大厦是由五百强支撑起来的。日本战后能由1987年超过德国,大家不能看出,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靠着也是企业家的精神,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等等。今天,我们已经展现在世人和国人面前,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们的远见卓识,你们的社会和公益的关注,比如刚才谈到的绿色问题、“善水”行动问题,以及你们对世界未来的关注。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创新的精神,就是由于突破,是永不止境,追求卓越。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当然,创新作为企业家来说,并不仅是一个天才的创意,非常重要的还是艰苦的工作、执着的信念以及百折不挠的精神。

  21世纪刚刚过去的头十年,是我们处在世界变局下的企业责任和企业创新,今天在短短的时间里,大家时间宝贵,我说点什么对大家能有帮助呢?我想谈以下观点:世界变局,变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四个世界的新的现实:

  第一个现实,世界特别是欧洲整个发达国家的非杠杆化,从西班牙、希腊到冰岛,现在到了西班牙,整个欧盟已经感到惊慌,因为西班牙的人口三四千万,这种高福利还能支撑多久。但深层次来看,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正是倡导市场经济理念的人,他们自己违背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卡带,形成垄断,造成了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全世界为它买单。我们就想起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其实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教授,是伦理学的教授,是苏格兰大学的。亚当斯密在谈到看不见的手的时候,很多西方学者忘记了引用,或者说忽视了引用,强调了在伦理的社会里,在制度健全的社会里,看不见的手才会起作用。我们看到,80年代华尔街有一部电影《贪婪是好的》,给世界所带来的灾难。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70年代,私有化进程开始以后,也就是说从撒切尔夫人,钟摆一直摆到了90年代初柏林墙倒台,变成全世界强调的时髦语言是私有化,是人权,是西方的模式。

  第二个现实,好景不长,纳斯达克股市泡沫崩盘,一直到安然事件,雷曼兄弟,这难道不是令我们深思的吗?这不仅是西方的问题,整个拉丁理论也对模式提出了十分困惑的挑战。所以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开始盛行,这个模式还能持续多久,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纠正。我们可以看到,钟摆开始在回摆,世界还要追求再平衡,不仅是非杠杆化的问题。第二个新的现实是什么呢?也就是全球热议的实力东移。过去是七国集团,后来到了8+5,现在到了20国集团,显然,全球治理结构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金砖五国,金砖五国的崛起。仅中国一国新的增长,就占全球增长的30%。显然,一个多极的世界在形成,也就是北美一极、欧洲一极和亚洲一极,当然,亚洲这一极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第三个新的现实是什么呢?人类社会经过了四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开始认识到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极限的,不论是环境承载力,资源和能源以及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地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球关注,不论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弱国强国,方向是确定的。年会的创始人刘先生跟我讲,绿色公司年会不仅是指环保,而且是整个对人类生态文明的反思和认识,因为非常简单的事实,这个地球如果按照英国人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到2030年将需要两个地球。如果像美国的社会模式和社会方式,我们将需要三个地球。

  什么是第四个新的现实呢?当然是鸿沟,不仅仅是素质问题,已经看到了在文化上的鸿沟,我们看到贫富的悬殊,全球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67亿人口当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基本的生活不能保障。联合国正在改革议题,现在担心的是2015年实现八大目标,就是最基本的,但是看来这八大目标其中有不少重要的目标难以实施。比如说全民教育,在黑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要实现六年的义务教育都显得非常艰巨和困难。不公平、不公正。我想这一点就进一步来看,全球布局,我想就自己的认识和观察,这四个是基本的变局。

  全球第二个问题,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我觉得不是一个选择,不以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区域组织的意志为转移,那就是全球只能走全球化发展,第二是包容化发展。这次博鳌论坛的主题就是包容性发展,是以公平为基础的。拿亚洲而言,亚洲要加快发展,中国要继续持续发展,当然要有和平稳定的亚洲,包容化发展就显得那样重要。

  第三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我们觉得生态文明就和一些国家紧紧提出的低碳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低碳更多还是从技术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当然,低碳是关键,因为碳的问题是影响全球的。但是我们反思人类社会,经历了将近三百万年的原始文明,农耕和游牧文明三千多年,工业文明创造了极其的辉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生产方式、出行方式等等。但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灾难是全球对生态和环境的脆弱,对资源的脆弱性,也是越来越清晰了。我想起恩格斯在一百年前说过的话,“当人类每次征服自然的时候,第一次可以充分享受它的成果,但接下来会受到自然的报复,每次都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几乎连初次征服自然的成果都将席卷而去。”所以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的问题,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和升华,是对全人类的贡献,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第三点。

  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能为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当然,这个主题还是企业家的使命和机遇。我之所以不用企业家的责任,因为这个问题是人类社会共同遇到的问题。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企业家都在关注,我在中午用餐的时候跟企业家交流经验,比如他们在走向国际、全球化的发展。过去我们是为人代工OEM,现在中国一些企业,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在青岛的海尔等企业,也在走向世界,反代工。也就是说,中国从追随者势必要开始进入到引领者,从中国生产、中国制造是不是要进入世界生产和世界制造。我们看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都曾经走过了这样的路。中国的品牌能不能走向世界,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我不是指少数企业,而是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机遇和使命是不是充分准备好了。

  第二点,中国世界对世界参与引领,仅仅是强势引领还是文明引领的问题。几年前,撒切尔夫人说过这样的话:“不要担心中国,中国不会成为持久影响世界的大国,因为它还不能产生影响世界规律的思想、理论和价值体系。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是它不能大量出口电视节目。”当然,这个看法显然有一定的偏见,不过我觉得会进一步激发中国企业家的使命感,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所贡献,中国不仅要强盛崛起,更要文明崛起,但是强盛和文明崛起并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可以看出,1896年当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是对安格鲁时代的一个超越。前苏联在60年代初,加加林第一个把人送上天的时候,当然是一种挑战,是一种引领,但是那毕竟也是欧洲人之间,就文化而言、就宗教而言,他也只是罗马天主教、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区别。当80年代日本的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也是首先东方文明要参与对世界的共同引领的问题,不过日本毕竟是个岛国,不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13亿人口的大国,所以它的举足轻重是不一样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就是用什么样方法既有富强的引领,但是也有文明的引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企业家都会有同感,当中国卖什么东西,世界的价格就往下跌。当中国买什么东西,世界的价格就不断上涨,这难道公平吗?特别是大宗贸易商品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世界格局是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的规则、标准,我们讲游戏规则基本是英美为主的安格鲁体系。在人家的标准体系下来打球,就像孙悟空翻了十万八千里的跟头,最后也没有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可见,标准问题、规则问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中国要参与世界的引领,能把握好21世纪的机遇,我觉得首先的希望是在国力强盛的时候,要寄托于中国的企业家,寄托于在座的企业家,因为这个机遇实在来之不易。从孙中山到新中国的建立到改革开放,中国有这样的世界认同,责任确实沉重在肩。

  我们怎么才能够准备好?在这一点来说,是要有充分自信的。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在我们调查了解以后,比如说OECD国家(国际经合组织,32个发达国家),他们有一个中学的考试叫(PX)考试,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大家十分惊讶,中国的上海也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式参加了(PX)考试。中国办了很多学校都是外国的儿童上学,他们的课程开出来,经过调研,而且是美国的教育专家和学者跟中国现在颁布的课程体系比,他们第一次这样说中国的课程体系比他们要求得更深、更高。当然了,东西方教育各有所长。我想讲这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如何把握后金融危机的机遇,确实靠二次创业。二次创业仍然靠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精神,包括企业家的价值取向。靠什么?靠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或者叫和平崛起。我们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东方文明的传统理念,就是和谐的理念。什么是和谐?和谐是和而不同。其实西方文明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大家看到古希腊的文明,也有这样的说法,叫做“异中求同”,我们是走向世界多样性的,而不是要求全世界同化,都是按照它的一个民族模式、它的人权模式、它的企业发展和国家脱贫致富的模式来发展。

  第三,要想实现走向世界的发展,走向可持续的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特别是走向世界的发展,知己知彼,仍然是一个重点。这好比荷花、荷叶和荷根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能看到荷花,看到那块的机遇,但是忽视了解一个企业要走出去的深层环节,包括所在国的企业内的环节以及企业外部的环境。我们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是文化和创新,特别系中国有容乃大的文化,特别是中国强调的学习的文化。正如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知之不知是为知也。”我们要走出去,当然要靠合作共赢,靠建立伙伴关系。大家知道,西方国家来中国建立三资企业,有一个概念叫生物圈理念,就是塑造本土化的优势,就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来说,走出去已经有很多好的案例,不论是人才团队问题,是研发问题,还是营销和销售还是供应链等等,都有很多成功案例。

  正如中国古代一位哲人所说,要想办一个市的事业,要举一市之才;要想办一省事业,要举全省之才;要想办一国之事业,要举全国之才,要想办全球事业,要举全球之才。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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