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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企业家与仙为邻?

作者:冯仑 时间:12-05-23 | 来自:《中国企业家》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能更早一些,给我们更多的发展空间。那说不定,我也成为扎克伯格了。

  我对生活的态度就两点:一是心灵自由,保持我的心灵自由,就如儿童能触摸到的真实。由此我才能观察一些事情,还能似乎有道理地讲一些事情。当然做企业,也需要心灵自由;二是少睡觉,因为你睡觉比别人少,你才能多做一点事情,前一段写《理想丰满》的时候,八个月时间,我大概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多做一点事情,这也都是笨办法。

  心灵自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少睡觉则是一种体力活,要把人生这段有限的时间价值最大化。最近我一直在想,希望自己能做一些对社会、对个人有增量的事情。所谓有增量的事情,比如说赚钱,如果是在台湾那边和河南、山西都能赚一元钱,那我就选在台湾做。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投了一个小项目,叫台北2011,是一种度假公寓。这个项目是大陆第一个投在台湾的地产项目,它会增加我对台湾的了解,这对我的人生就是有增量的,也利于两岸的经贸合作,这些都是有增量的,所以我愿意做。这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心灵自由非常重要,你能够有效地去思考问题,因为每天有些人也思考,比如说一个农村妇女,没有太多的文化,在山里头,她也思考,只是说她的思想没有传播,或者说传播以后没有引起共鸣。

  那么你心灵自由了,你可以想的很开阔,你能够对人生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无时间、无角色、无是非、无金钱,这样你就变得淡定了。神不讲钱,神也不讲人间的是非,神也没有时间的概念,24小时你找他,他老在,什么时候你跟他讨论都行。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心灵自由了,你几乎就成了神的邻居。那么你就可以俯瞰所有的事情。这样你做事情时,做决策时,才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你才能在做出一些商业上的决定时比别人有所不同,有所创新。

  国内没有定价功能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乔布斯相比大同小异,比如说冒险、偏执、有想象力,甚至是很古怪的那些性格。

  因此,在中国的问题,不是企业家能不能成为乔布斯,而是有乔布斯这种素质的企业家,能不能创造出苹果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苹果公司,乔布斯不值钱,他的关键是处在了一个充分竞争、鼓励创新、权益受保障、法制完善的环境中。

  现在又出来一个28岁的扎克伯格,比乔布斯还悬乎,这时我们应该去思考,个人能力要与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结合,才能产生这种创新公司。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都是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内地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有这种土壤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定价。

  对企业家来说,最好的鼓励就是对创新的定价,如果一个市场没有这种定价功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像扎克伯格一样,他开始用网络泡妞,最后他把这事变成一个巨大的公司,一个偶然性的创新,市场也给你一个很高的定价。这样的定价机制就会激励无数的人前仆后继去做这样的创新。一个乔布斯,一个扎克伯格,他们的背后可能死掉了无数的企业。

  因此有效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对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定价,而这个定价,应该不受歧视,不受所有制身份、个人身份影响。

  目前,国内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已经失去了这种定价功能。

  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士大夫的情结,比如说左宗棠在山里教书时,他就惦记着国家大事;诸葛亮在隆中时,他想的也净是大事,这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这一点在现代人身上有一个折射,也就是所谓家国情怀。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功夫在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身上都很强烈,特别是在社会封闭、个体不够发达时,个人特别容易用国家、民族来代替自己的发展路径,去想更多的国家大事。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比如陈东升,1983年时他是《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我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有时给他写稿。那时,我们总在人民大学的一个黑乎乎的学生宿舍里见面,大家聊的事儿、操心的事儿没有个人发财的事,也不谈个人生活的事儿,都是很大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这个精神气质其实有两个特别的外在条件:

  一是,封闭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士大夫或者所谓精英都被强加了一个外在的理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习惯,比如说,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学校学的都是大事,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个人生活的东西。长大后,大家也都是说别人的事儿,不说自己的事儿。政治、社会和文化精英都会被强加这种意识形态和关键文化的价值体系,这是造成我们这一代人所谓家国情怀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对照,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是在法律给定的渠道下,表达自己的意见,说自己的事儿,全是小事,按照个人理想去奋斗,最后集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他也能形成自由、创新、法治的特征。扎克伯格绝对不会说家国情怀的事儿。

  二是,由于当时社会提供的自由发展的通路太少,我们那一代企业为什么都关心国家大事呢?假定说社会,我捏脚也能捏成亿万富翁,那我还关心这事吗?我做互联网,我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英雄,我还会天天管那些闲事吗?现实发展空间越大,人们可能越不会去关心那些所谓的家国情怀的大事。

  由于个人发展的制度空间太小,所以没办法大家只能去想大事了,再加上外在又有强制力,你不想还不对。在改革开放前,各类考试,考的全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的,你要不考试,你还没有别的地方发展,也不可能很好地活着。于是大家就落下了一个病根。

  因此,我说“92派”这些人有所谓的家国情怀,不要完全简单地从正面来理解,也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这是他们的不幸,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和体制能更早地改革开放,给我们更多的发展空间。那说不定,我也成为扎克伯格了。

  理性对待移民

  一些媒体和一些说话有影响力的人在说企业家移民是什么“外逃”。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指责。首先,我们要检讨企业家们为什么出走?如果说,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特别差,导致良家妇女走夜路,经常被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会怎么办呢?要么不出门,要么多穿两件衣服,实在不行搬个家,换到安全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所处的环境和这种软弱、无奈的良家妇女有些类似。她都可怜成这样了,还有人指责她。那就相当于有人天天要出来调戏这妇女,最后妇女搬家了,他还骂人家:“我天天在这闲得慌,你为什么不出来让我调戏?为什么要逃走?”所以我就说这种指责是极其霸道和残忍的。

  社会治安搞好了,社会环境变成夜不闭户,良家妇女夜晚出门,心里毫无忐忑感,如果你做到这样,她还搬走,那就是她不爱乡不爱土了。

  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实在是没有招儿了,他走是一种自我保护,他没有害任何人,就相当于社会治安不好,他搬个家,那是他实在太弱小。当碰到所谓移民呀、转移资产呀,大家要想一想这个体制出了什么问题,有哪些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不利于我们能够安心地创业、创富,不利于我们安心公益慈善,不利于我们能够参与社会发展的活动。

  信与法律

  在台湾,陈水扁被判了,民进党也很接受,老百姓也都接受,因为他们相信法律。我还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关于陈水扁的案子,马英九对此没有什么批示或讲话。这就是法律相对独立、公正,只有这样人民才相信。信是一个游戏规则,信第三方给制定的一个规则。

  我们看拳击比赛时,从来都不担心,双方选手会因为“互殴”而产生仇恨或引发“世界大战”。这种担心在奥运会赛场上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大家相信这个游戏规则,相信裁判是公正的。打胜、打败还有那么多人给你鼓掌呢。

  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缺乏“信”。中国有十几亿人,现在信三大宗教的大概有两亿多。除此之外,还有十亿多人,怎么能让法律成为十几亿人的行为和准则,如果实现了这一点,那么维稳的成本就下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既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一个使人民都信赖的、可相信的、可以有效运行的、相对独立的法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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