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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生存环境恶化让企业家信心不足

作者: 时间:15-12-15 | 来自:慈讯网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记者宋厚亮

  本期嘉宾 | 许小年[微博]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制度环境一日不变,企业家的信心就难以恢复;虽然新一轮改革的信号已经释放,但如果落实不利,未来仍难预料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除了你提到的迹象以外,重庆事件对企业家的信心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度就逮捕企业家,没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不经过国家的正式法律程度就判刑,乃至判极刑。这样的做法是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了企业家的信心。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中国慈善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中国慈善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具体案例除了重庆事件以外,还有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中国慈善家》: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中国慈善家》: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中国慈善家》: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 记者宋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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