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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识结构与文革、监狱有关

作者: | 时间:10-06-03 | 来自:21世纪网

  苏小和:请描述一下你的知识结构。比如我们说杨小凯的知识结构由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国宪政研究和后期的基督教终极关怀组成;吴敬琏先生的知识结构可能主要来自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顾准的经验主义,以及基于现实建设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理论描述。你的知识结构大致由哪些方面构成,每一个方面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个人史?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受马列主义的影响比较多,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人们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后来大家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这个可能对这一代人的影响最大,所以这一代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最多,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想法也是最多的。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

  “文化大革命”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恢复了一些旧的读物。那时候知识比较贫乏,除了八大样板戏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当然,这些人大部分都可以从书店获得重读18世纪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的机会,也包括苏联第四代和第五代作家的一些作品。第一代、第二代作品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第四代、第五代作品实际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知道,但是当时对我们这代人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人与兽》等等。

  苏小和:这些作品连我都不知道,别说80年代的孩子们了。

  任志强: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反映了苏联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些变革,当然你们可能最多知道第二代作家、第三代作家的一些作品。他们和后几代作家可能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些影响,对社会主义开始提出质疑,对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质疑,而且提出中国以后应该向哪个方向去的问题,这可能是在当时那一代人里很有影响的一些作品。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经过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就已经实现了他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或者说苏联已经解体了,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时代影响。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个时候的这些东西的影响是深远的。

  苏小和:的确如此,我们看到,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一直是几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灵主题,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的思考也是暗流涌动。

  任志强:所以我们开始设想了一些中国到何处去,中国社会如何继续运行的思路。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些文学作品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思考怎样结束“四人帮”时代、如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有一定的影响。

  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因为坐过监狱,以后又学了法律,所以我更喜欢用法律上的语言来思考和回答问题。所以我的博客里面,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从相应的法律角度来说的,我的要求是比较严谨的,或者说有一定的论据论证,才能提出这个观点。

  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说,我可能更多地直接撞击到别人的痛处。

  苏小和:你学习的法律是什么方向的?或者说是属于什么系统的?

  任志强:民商法。但不管怎样,法学的概念是统一的,它们的思想方法或者说分析问题的方法、判断的基础条件是一致的,不管学习的是什么法律。当然我不是以国际法为主,但是立论的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可能是说话的方法不太对。可是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他肯定都是攻击对方认为最不应该被攻击的地方,他会选择攻击点,这可能是一种习惯。学过法律的人可能更多地会从这些角度,或者从这些方法来出发。比如说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等,实际上也带有哲学和法律的一些观点。这样的东西融系在一起,会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引起误会的一个方面。

  苏小和:我一直认为普罗大众对你的误读,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对你的误读,就有一些遗憾了,我发现几乎没有哪家媒体完整地传播过你的观点,都是在断章取义。

  任志强:我倒是能理解媒体。媒体会选择其中有眼球效应的一部分,比如口号一类的东西。我的博客在网上经常被他们改题目,或者只选择其中一句话——可能并不是我全文核心的内容——作为标题。媒体天生就如此,就像人趋利一样。有人曾举例说,所有的报纸一定是极左派的,不管是中国的报纸,还是国外的报纸。它一定是激进的形式,否则它可能失去了更多的读者。但是我们中国的极左派是一种没有思考的整体性的极左,就是说从记者,到编导、编辑,一直到上层管理者,都偏向于极左。因为极左在中国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极左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老百姓或者读者。【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6-2/0NMDAwMDE4MDM0NQ.html

  事实上国外媒体的极左倾向也存在,但国外媒体的老板都是极右派,所以有一个制约的机制。老板当然也希望他的媒体极左,否则就失去民众了。但老板本身是属于极右的,当媒体极左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会压制很多新闻,这两者之间就会平衡。因为媒体尽管有很多极左的东西,但是也会反映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在机制上应该有个平衡。只是中国没有这个平衡机制,从上到下都是以极左为主,没有平衡基础,因此媒体就会选择且会被允许选择这些大家认为并不是真实或断章取义的东西。

  苏小和:显然你提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的媒体建设,中国媒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效用问题。可惜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软肋之一。更多的时候, 媒体仅仅是一种宣传部门的工具,我们还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独立媒体。

  任志强:国外的媒体,在过于极左的时候会被极右压制。当然也有代表右派的报纸,但大部分一般都是以极左为共性。我们国家因为缺乏这种制约机制,所以很显然会往一边倒。因此当某一媒体产生一个声音的时候,其他的媒体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跟风,它就变成了一股很强大的力量,那么民众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我举两本书的例子,一本是《乌合之众》,还有一本是《身份的焦虑》。阿兰·德波顿对媒体也是这样的评价:“报纸会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很多书,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媒体的导向性错误。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或者其他类似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表达方式。

  苏小和:我能否理解成,你一直在提醒自己独立思考,既不媚上,更不媚众,或者说是主要不媚众?

  任志强:从我的知识面来说,由于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所以从小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所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政治和官吏的情况,但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谈怎么做生意、挣多少钱,到长沙可能更多的人关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长年代决定了人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我们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讨论政治、经济等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

  “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中国的经济向什么地方去?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很多人说我接近于学者,或者说更多地关心宏观经济。确实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就投入改革基金会八百多万,支持他们做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涉及宏观经济的活动,因为我们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制度改革、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着做宏观经济论坛等活动,这样就使我们和宏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做企业家应更多关心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比如说经营机制等,我们也会有很强的支撑。我们也寻求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支持与合作,共同做了很多企业论坛之类的活动。

  关于这两方面,可能一部分人更多关心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存;他不太关心宏观经济问题,中小企业通常和宏观经济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但是这几年可能越来越多地跟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汇率,过去几乎不在乎汇率,但是现在汇率已经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所以现在更多的人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开始关心宏观经济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早就已经关注宏观经济了,我们认为它与行业、企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因此在看问题的时候,我不仅仅从一个行业,而且更多地从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苏小和:当你这么言说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些曲高和寡?

  任志强:中国有个普遍现象,把家庭内部的文化层次平均一下,大部分还处于初中文化水平。一个电视节目能让全家人都接受,大部分是因为它让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能够接受。《百家讲坛》在一个家庭里可以得到共同的关注,但是一些对话和经济类节目可能较少有人看,也看不懂。

  这既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它会限制人们向上走。所以过去家庭一台电视机,或两台,最后可能发展到家庭里每人一台电视机,各看自己要看的节目。目前,在家庭共同观看的节目中,中学文化为主的东西最受欢迎,或收视率是最高的。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可是它成为了一种现实。而我们的媒体更多反映出来的也恰恰是这样的东西,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说这些话的人,大概所有人都能听懂。

  所以,如果我们的言说更直接,或者更深一些,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于是媒体就把它演变成了大家能懂的文化,比如说“给富人盖房子”、“穷人要由政府解决”。其实媒体完全忽略了群众应该去听哪种。本来这两个东西的逻辑是对称的,当它变成初中文化程度的时候就是单向的了。所以对于“给富人盖房子”这种表述,受众当然就会产生心理反应。相对来说,当要反映真实东西的时候,这两个对称逻辑就不被考虑了,给忽略掉了,这时候对称逻辑或者构成的责任关系都被抹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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