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管科研院长

　　日裔美国学者

　　◎自里根总统开始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起，理念便成为美国最重要的输出品之一。

　　◎复兴美利坚品牌的内涵已经同拯救金融部门一样，成为非常棘手的挑战。

　　◎一个月之后，无论谁赢得这场总统选举，美国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世界政治也将改变。

　　◎美国的影响力可以并将最终恢复。目前整个世界都在经受经济衰退，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模式是否比美国模式更有效地度过这场危机仍不清楚。无论如何，美国将会重整旗鼓，就像在上世纪30年代以及70年代所做的那样，美利坚人民的适应能力以及我们的体制的灵活性会让美国复苏。

　　曾为美国金融界最炙手可热的投资银行，一夜间令美国股市损失上万亿美元,美国纳税人不得不为7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埋单。华尔街上金融公司更大规模的倒闭似乎不会出现。然而当大多数美国人仍在为自己掏出的真金白银感到费解之际，极少有人意识到一个无形的，但会令美国遭受更大损失的潜在问题——金融危机正在令美利坚这块“金字招牌”遭受难以想象的破坏。

　　自里根总统开始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起，理念便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输出品之一，也是从那时起，两个基本思想开始在全球盛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愿景——主张低税收、轻政府监管以及削减政府开支的原则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里根改变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大政府管理体制，应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不仅在美国得到认同，更在全世界盛行。

　　美国对于全世界输出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民主自由。

　　作为民主政治理念的最大推动者，美国人民相信，自由民主是通向一个更繁荣、更开放的国际秩序的必经之路。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的影响力不仅在于坦克和美元，还在于其先进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很多国家希望以此为标杆，重塑本国体制。美国的这种影响力被著名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称为我们的“软实力”。

　　我们很难去估量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软实力”的伤害到底有多大。2002年至2007年，当全世界都沉浸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喜悦中时，曾经被欧洲社会主义者和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谴责为“牛仔资本主义”的美国经济模式很容易被忽视。现在，昔日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经济已经脱轨，势将累及全球经济。此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模式。放松管制的信条使得华盛顿当局未能充分监管金融机构，任由危机蔓延以致全面危及社会。

　　而美国人一直标榜的民主理念此前也早已蒙尘。当萨达姆政府被证实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布什政府就不得不为发动战争“正名”，借口说战争是为了促进“自由议程”；突然之间，民主成了对抗恐怖势力的战斗武器。这使很多人觉得，美国所谓的民主成了他们为推进全球霸权，任意发动战争的政治辞令。

　　目前，美国所面对的选择，已不仅仅在于是否进行经济援助或者总统大选。美国这个“品牌”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其他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或者俄罗斯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情况下，美国模式正遭受极大的考验。

　　恢复美国的声誉，复兴美利坚品牌的内涵已经同拯救金融部门一样，成为非常棘手的挑战。作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将各自提出不同的方案，来完成这项任务。不过无论如何，美国都将历经多年的艰难挣扎。并且在美国没有找到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源前，一切试图挽救市场的举措甚至都不能进行。

　　我们必须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美国模式所奉行的理念中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是因为执行不力造成的，哪些是需要完全抛弃的。

　　许多评论家指出，华尔街风暴标志着里根时代的结束。这种说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即使麦凯恩最终在11月成功当选。革命性的思想总是诞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现实环境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幸存，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总是左右摇摆，周而复始。

　　里根主义的推行，正如同一时期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行的改革一样，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世界各国都倾向于大政府管理。可到了20世纪70年代，崇尚福利与大政府国家的弊端——官僚作风变得越发严重。当时，电话不仅昂贵，同样稀缺；乘飞机旅行被看作是有钱人的享受；很多人将储蓄存入银行，并只能得到很少的利息。里根与撒切尔所推行的经济改革，让企业雇主自由解雇或雇佣工人变得容易，大量传统企业萎缩或关闭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不过，这同样为新兴行业，如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长达三十年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国际范围内，里根时期的革命性举措被誉为“华盛顿共识”。根据这一共识，华盛顿以及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众多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开始共同倡导发展中国家开放经济。虽然华盛顿共识不无例外地遭到了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分子的反对，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也确实成功地将拉丁美洲从其遭受的债务危机中解救出来，为阿根廷、巴西等国家解除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类似的市场友好政策同样促使中国和印度成为当今的经济大国。

　　如果有人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明，他们可以参照更极端的例子——实行大政府体制、中央计划经济的前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这些国家均因自身系统难以为继，从而崩溃。这表明，崇尚大政府体制、政府包办一切的国家已经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与其他改革一样，里根主义之所以会迷失方向，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追随者们认为是无懈可击的完美样本，而非对于当时福利社会面临的尾大不掉等诸多问题的实际应对。里根改革之后，有两个概念被追随者们神圣化并奉为圭臬：第一，减税等于自筹资金；第二，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

　　20世纪80年代之前，保守派在财政方面是保守的——财政预算不会超过能征收到的税款。但里根提出减税的想法，并认为减税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减税之后能使政府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所谓的拉弗曲线)。

　　事实上，传统观念才是正确的：如果减税的同时不减少政府开销，那将会为国家带来相当大的赤字。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因减税造成重大赤字，90年代克林顿政府增税带来财政盈余，再到布什政府减税为政府带来更严重的赤字。美国经济在里根执政时期与克林顿时期保持了同样的增长的事实，使得保守派们坚信，减税是保持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掩盖了美国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的缺陷。外国人无止境持有美元的意愿，让美国政府在遭遇赤字的同时，仍能保持高增长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无法从经济失衡中脱身。经济失衡造成的经济繁荣使得当初副总统切尼要告诉布什说，“上世纪80年代的问题不是赤字造成的”。

　　里根时代信奉的第二个思想——放松金融管制，是由不甚神圣的相信者联盟以及华尔街的公司鼓噪而出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也同样被民主党所信奉。他们争论道，大萧条时代所推行的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agall Act，也称作《1933年银行法》)等法案，遏制了创新并且损害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放松管制产生了潮水般的如债务抵押债券(CDOs)等金融创新产品，造就了这场危机，而很多共和党人至今仍然执迷不悟。这从经济救助方案中便可略窥一二，他们仍然打算更大规模地削减对冲基金的税收。

　　问题是华尔街和硅谷等实体经济不同，对于后者进行较轻的管制才是真正有益的。金融机构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信任只有在政府保证这些机构透明以及风险可控，可以持有其他人的钱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另外的不同在于，金融机构的崩溃不但会伤及股票持有者和雇佣者，也会伤及其他人的利益(一些经济学家称此为“负的外部性”)。

　　种种迹象表明，里根时期遗留的经济政策的隐患早在10年前便已出现。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预警。诸如泰国、韩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在美国的建议和压力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放了资本市场，数量可观的热钱流入本国经济形成投机泡沫，随后遭遇到相当大的麻烦。与此同时，没有受美国控制，保持金融市场的封闭或严格管制的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相对较少。

　　美国长期积累造成的结构性赤字则是第二次警告。1997年之后，中国以及很多国家购入美元故意压低本国货币，以保持出口优势以及保护本国金融市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减税，尽情消费，为两场战争支付高昂的费用同时保持财政赤字。2007年一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就高达7000亿美元，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手中持有美元的外国人迟早会意识到，美国并不是一个适合存钱的地方。美元的走软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显然，这与切尼提出的赤字不是问题的观点，正好相左。

　　在美国国内，华尔街崩溃前，放松管制带来的隐患已经能够有所发觉。在加利福尼亚，电力价格在2000—2001年间失控。安然这样的能源公司，之所以能操纵能源市场，同样得益于国家能源市场的放松管制。2004年，会计标准得到严格执行后，这些公司立刻土崩瓦解。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开。富人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收入不断增加；而工薪阶层的人，收入却一直停滞不前。最后，占领巴格达失误以及卡特琳娜飓风，暴露了美国公共部门自从里根时期所形成的低效。

　　种种迹象表明，里根主义早该退出历史舞台。目前的局面不是民主党未能推出合适的候选人以及政治立场所致，而是因为，美国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欧洲国家。在欧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是工薪阶层的公民，可以将选票投给他们能信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其他符合他们经济利益的左翼党派。在美国，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共和或者民主。在美国，工薪阶层是罗斯福新政大民主联盟的一部分，这种联盟贯穿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林登·约翰逊时代。但是，到了尼克松和里根执政时期，人民开始投票给共和党，又在20世纪90年代投给克林顿，最后回归到布什政府。当人民支持共和党时，仅仅是出于文化问题：如宗教、爱国主义、家庭价值和枪支问题等。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经济的关注。

　　人民的选票将决定11月大选结果。他们会选举距离遥远的、拥有哈佛大学教育背景、更能准确反映他们经济利益的奥巴马吗？1929-1931年发生的那场经济危机使我们投向了民主政府的怀抱，2008年10月的选票结果或许会将我们带回到那个地方。

　　民主以及乐意协助其他民主国家是美国“金字招牌”的关键部分。这一理想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保持了长达一个世纪，从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再到里根总统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

　　通过外交协助、民间团体互助、媒体自由等形式促进民主向来没有任何争议。当前的问题是，利用民主理念为伊拉克战争正名，布什政府向世人表明了，民主是军事入侵以及改变这些国家政体的正义性所在。中东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既然美国支持如沙特等非自由联盟，并拒绝与通过选举产生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合作。如果我们继续声称推崇所谓的“自由议程”，已经失去公信力。

　　美利坚的形象也因布什政府所使用的酷刑而蒙羞，“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无奈地放弃了对犯人的宪法保护。关塔那摩湾和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的蒙面囚犯，已经取代自由女神像，成为许多外国人眼中，美国的象征。

　　一个月之后，无论谁赢得这场总统选举，美国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世界政治也将改变。民主党更有可能在白宫和参议院赢得更多的选票。随着华尔街金融危机殃及普通民众，众怒开始酝酿。对于改变经济监管的很多共识正在产生。

　　全球范围内，美国将不再拥有现在的霸权地位，这从今年8月7日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已初露端倪。美国通过IMF以及世界银行推行贸易协定而改变世界经济的能力已经减小。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美国的理念、建议以及援助将不再像现在这么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哪位总统候选人更有能力帮助美国重新定位？奥巴马显然在最近的事件中背负的包袱最少，他的超越党派之见的风格也使其更易于弥合当前的政治分歧。本质上，他更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非理论家。不过，他对于让党派意见达成一致的技巧还需要接受现实的严峻考验。这个现实是，他不仅需要说服共和党人，还需要说服难以驾驭的民主党人，让其达成一致。麦凯恩最近几周，有罗斯福当年的风格，试图对抗华尔街。或许他是里根之后，唯一一个能解决目前的不利局面的共和党人。不过，给人的感觉是，他至今还没有充分运用他的头脑重新给美利坚定位。

　　美国的影响力可以并将最终恢复。目前整个世界都在经受经济衰退，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模式是否比美国模式更有效地度过这场危机仍不清楚。无论如何，美国将会重整旗鼓，就像我们在上世纪30年代以及70年代所做的那样，美利坚人民的适应能力以及我们的体制的灵活性会让美国复苏。

　　另一经济复原的因素取决于美国是否有能力做出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国家必须打破里根时代关于税收和规管的束缚。减税听上去不错，但不见得一定能刺激经济增长，或者真正改善现在美国的情况；鉴于我们长期的财政状况，美国人将免不了被坦白地告知他们需要在未来靠自己解决问题。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为了尽力跟上“斗转星移”的市场变化而放松管制或者进行失败的监管，将可能使我们付出难以置信的代价。整个美国公共部门的经费不足，员工缺乏职业素养，士气低落……这一切都需要重建，并被赋予新的自豪感。而这其中，有一些事情只有靠政府来做。

　　当我们试图做这些改变的时候，当然，也不得不面对可能矫枉过正的危险。金融机构需要强有力的监督，但目前尚不清楚其他经济部门会做些什么事。自由贸易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并且也一直是美国外交一种手段。我们应该更好地帮助从业者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而不是保卫他们现有的饭碗。如果减税不能促进经济繁荣，无限制的社会开支也不能。大笔救市资金的花费和已经长期显疲态的美元意味着美国未来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一个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可以很容易地制造问题。

　　为数不多的非美国人很可能会听取我们的意见，但大多数人仍受益于仿效某些方面的里根模式。当然，疏于管制的金融市场肯定不会使其收益。但是在欧洲大陆，人们仍然享受着长假、短暂的工作周、工作保障以及很多其他好处，这都将减弱他们的效率并在金融上不可持续。

　　对于华尔街金融危机所作出的不明智反应告诉我们，我们的政治需要大刀阔斧的变革。里根革命打破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对于美国政坛50年的统治地位，也为解决那个时代的问题开辟了更大的空间。但是多年过去了，过去的新思想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如今，政治辩论“品质”因为那些不仅对观点提出疑问，还要质疑他们对手动机的党派偏袒者而褪色了不少。这一切都使我们难以适应我们所面对的严峻现实。因此，对美国模式的终极考验是其自我“重生”的能力。借用一位总统候选人话来说，好的品牌要做的并不是“给猪涂口红”之类的事。首先需要的是有合适的产品。美国民主政治为此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报记者王诚诚实习生韩海沫译